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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光斌:“回到中国”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

2017-11-09 15:20:25 来源:未知 浏览数:77592

杨光斌:“回到中国”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

二是跨媒介和跨艺类标准。

杨光斌:“回到中国”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

内容摘要:张灏先生把1895—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“转型时代”,即西方的各种思想、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,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。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三所说的“作为方法的中国”,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,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“中国的世界”而不再是“世界的中国”。

其实,早在20世纪40年代,毛泽东在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》中就提出:“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,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。这就需要我们对“先前经验”(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)进行系统的理解与研究,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、放弃与吸纳,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、引介和诠释的初级水平。关键词:民主;发展中国家;代议制;政治研究;话语;公民;需要;政治思想;哲学;中国社会科学作者简介:  【核心提示】观察中国,不要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,还要了解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。

要知道,世界上有70%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,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0来个国家/地区,人口占比不到10%。

因此,“回到中国”的社会科学,不但要通过理论“重述”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,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、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,切实更新我们指向未来的知识系统建构。

  在中国思想界,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:中国需要由自己的“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”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。

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,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,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,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,形成“以中国为中心”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。

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,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,为重述、有效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学科性贡献。

 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 由政治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,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、特定历史时期的、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。

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,东西方莫不如此。

这样,问题来了: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?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,但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成就,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。

一方认为中国错了,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观念;一方认为中国是对的,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。

两者都反映出我们在观念和话语上的欠缺,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势在必行。

 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;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。

在两类话语体系中,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、美两国经验的产物,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。

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:战争和贸易,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。

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,都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。

美国是先建立医院、学校、教会,最后才建立政府的。

因此,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,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。

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·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。

法国、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,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。

  应该说,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。

第一波现代化是英国和美国,靠商业集团来推动;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、日本、俄国等,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。

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,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、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、德国的统一战争等。

问题在于,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,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,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。

比如,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,国家组织已经瘫痪,是政党——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。

同样,现代中国既不是靠商业集团,也不是靠官僚制,而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。

可以说,政党组织国家是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。

如果基于第一波、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,那肯定是错的。

  因此,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。

对此,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。

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,其内核、逻辑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,都需要建构。

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,而是因为国家强大,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。

然而,学者中存在很多“观念战士”,他们习惯于用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比照现实中的所谓对与错,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,或者根本不了解。